在中国创新药行业从快速跟随（fast-follow）的仿创阶段走向同类首创（first-in-class）、同类最佳（best-in-class）的原创阶段过程中，原创新药从哪里来始终是个问题。在生物医药行业结束了上一个红利期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在11月17日下午的第二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丁健介绍，2013-2022年近十年间，全球原创新药中，美国、中国、日本、欧洲的占比分别为69.1%、1.8%、13%、16.1%；截至目前，中国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公认、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药。
以他自身从事研究的肿瘤药领域为例，自本世纪初到202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累计批了抗肿瘤新药200余个，中国批了约100个出头，但在这些药物里，美国获批的新药基本都是同类首创（first-in-class），而中国大约只有35个是同类首创，其大部分还是由跨国药企带来中国注册的产品，中国真正自研产品只有个位数。
丁健认为，中国原创新药能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原创理论，二是缺乏原创技术。另外，科研转换率低也是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长期的问题。据《中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蓝皮书（2024）》，在生物药相关专利转化率方面，近十年中国生物药专利转化率为5.6%，美国生物药专利转化率为21.63%。
不过，在肿瘤药领域内，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已出现一些亮点，比如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论坛上提出，目前，在CAR-T领域内，中国获批产品在数量上超过美国，在全球累计获批的12个产品中，中国批了一半。他还表示，允许医疗机构对细胞药物IT实验数据用于注册的政策帮助了CAR-T领域快速发展。
在国内，复星凯瑞（复星凯特）、药明巨诺、驯鹿生物、合源生物、科济药业、传奇生物均有CAR-T产品。复星凯瑞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奕凯达）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倍诺达）是国内最早获批的产品。
另在今年8月，重庆精准生物的pCAR-19B细胞自体回输制剂（普基仑赛注射液）的新药上市申请拟纳入优先审评，用于治疗3-21岁患有CD19阳性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患者。目前，国内尚无治疗儿童、青少年复发/难治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CAR-T产品。
针对CAR-T领域，丁健指出它们也存在“卷”的问题——临床产品都基本聚焦在前面20%的靶点上，包括PD-1、PDL-1、ADC、GLP-1类产品，也包括细胞治疗，“它们绝大部分都集中在BCMA多发性骨髓瘤、弥漫性的大B淋巴细胞瘤，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
过去，国内曾借助政策红利吸引了一批有海外从业经历的科学家回国创业，同期诞生了大量创新药企；也依靠License-in（授权引进）模式引入了一系列在研产品，并推动了不少药品的获批上市。
其中，中国创新药行业也酝酿出了不少潜力产品。例如，首个与国际知名品种开展“头对头”临床试验的分子、首个十亿美元分子——百济神州BTK抑制剂泽布替尼（百悦泽），其在2023年实现了13亿美元的全年销售额。今年9月，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注射液（依达方）“头对头”击败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可瑞达/Keytruda，K药）。
迈入资本寒冬之后，如何提升国内药企的原创新药能力依旧是个问题。针对此问题，丁健认为，创新有不同的层次，就当下而言，快速跟随（fast-follow）仍是主要途径；在人工智能、新的递送系统等应用下，可为药物开发带来突破。他建议，产业可尝试突破从前被认为不可靶向的靶点，也建议开展探索联合用药。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提出，创新一定要从需求出发，一切都要围绕着在临床医学中尚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同时坚持全球化发展。
对于创新药而言，药价和商业化问题也是产业关注点。此前，和黄医药呋喹替尼在美定价是中国售价的24倍、君实生物特瑞普利单抗美国售价也大幅高于国内的现象均引发过关注。对于此类问题，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中国区执行合伙人吴淳提出，现阶段中国创新药还是要依靠出海来实现商业价值，中国市场能否更好地反哺中国创新药值得探索。
宋瑞霖则表示，“医药行业本身并不需要多少资金从政府手中推出，但我们希望有宽松的政策，那就是松绑”。宋瑞霖认为，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产品定位不同，前者须保证老百姓能用得起，后者要保证老百姓要能用得上，若是只靠医保没有办法支撑创新，就要为商保留出空间。另据他介绍，“从中央的领导到各部门对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设立已经达成共识，现在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商保接续保险、商保独立保障体系将成为未来生物创新药巨大市场。”